①如果不      “圈钱”思维，股市融资国际化将会演变成一个国际“老虎机”，股权分置改革等一系列制度都会出现畸形。

②有关专家预测，随着我国私人汽车购置力的迅速增强，未来几年内完全有可能      蕴藏巨大市场和商机的“汽车经济”。

③有关法规对      泛滥的网络语言发出“封杀令”，规定教科书和新闻报道中不得使用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的网络语言。

    文字记录语言，打破了语言交际中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中小学生语文教学主要就是教学生识字、阅读、写作。        。       ；       。           。          。          。文字产生以后要随着语言的发展而演变，始终从属于语言，是一种辅助的交际工具。

①一个社会可以没有文字，但是不能没有语言

②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只有几千年的历史

③但是，文字在交际中的重要性远不能和语言相比

④在文字产生以前，语言早已存在，估计有几十万年

⑤没有语言，社会就不能生存和发展

⑥今天世界上没有文字的语言比有文字的语言多得多

    人们常把人生看成一种占有物，必欲向之获取最大效益而后快，因此多有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行径。但人生是占有不了的。毋宁说，它是侥幸落到我们手上的一件暂时的礼物，我们迟早要把它交还。在终极的意义上，人世间的成功和失败、幸福和灾难，都只是过眼烟云 ， 彼此并无实质的区别。

    从呱呱坠地开始，人们习惯于得到，而不习惯于失去。但是，“人有旦夕祸福”，既然生而为人，就得有承受旦夕祸福的精神准备和勇气，否则很容易在遭到重大失去之后一蹶不振。        

    为了习惯失去，有时不妨主动失去——布施。正如佛家的一副对联所说：“身心放下于当下，名利超然即泰然”。佛教把布施列为“六度”之首，即意欲把人从迷惑的此岸渡向觉悟的彼岸。俗众借布施积善图报，寺庙靠布施敛财致富 ， 这实在是小和尚念歪了老祖宗的经。我始终把佛教看作是古今中外最透彻的人生哲学，对它后来不伦不类的演变实在是刮目相看。

手：最完美的工具

    ①手无疑是人体上最有特色的器官之一。科学家认为，手是使人能够具有高度智慧的三大重要器官之一，其余两个器官是可以感受到三维空间的眼睛和能够处理手眼传来的信息的大脑。在400万年的进化史中，人类的手逐渐演变成了大自然所能创造出的最完美的工具。

    ②无论是远古还是现代，手都象征着人与神的活动，象征着权力、创造与智慧。对手的崇拜可以在不同的文明中见到。在东方的中国和印度，人们相信手掌上的纹路就代表了一个人的命运，从中可以看出每个人的健康、财富以及爱情。而在古希腊及古罗马，手和星象学、哲学以及医学都有紧密联系。 

    ③手相不只是江湖术士的花言巧语，科学家也对此深感兴趣。最近的研究表明，手指，特别是食指和无名指的长度，与人体的健康有关联。研究表明，手指的生长和大脑的发育都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并且都与子宫内性激素的水平有关。因此，女性的无名指往往与食指一样长或者更短，男性的无名指则往往长于食指，而左撇子的无名指通常比食指长出许多。另外，无名指长于食指还是有音乐天分的表现。对英国一个交响乐团乐手的调查表明，那些最出色的演奏家与其他人相比，无名指比食指相对要长很多。

    ④利物浦大学的医学教授约翰·曼宁在他的著作中说，从一个人的手指上可以看出他（她）将来得乳腺癌、心脏病和孤僻症的可能性，这些疾病都可能在胚胎期形成病因，而在成年之后再发作。如果孕妇怀孕期间睾丸素水平较高，生下的孩子就更容易成为左撇子，也更容易在日后得心脏疾病或孤僻症。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世界上左撇子只占总人口的10％。同样，雌性激素水平较高的孕妇，所生的女孩食指通常短于无名指，而日后患乳腺癌的可能性也较高。

    ⑤在哺乳动物中，人类的手独一无二。大拇指同其他4个手指相对的结构是人手的最大优越性，许多类人猿可以将自己的拇指和食指对合，但不能将拇指与中指、无名指以及小指对合，因为它们的手指不够柔韧。只有人类，可以自如地运用自己的手指，这是人类文化和科技进步的关键。

    ⑥人类的手指十分灵敏，可以感觉到振幅只有0.00002毫米的振动。我们也习惯于在说话的同时比比划划，或者完全用手势来表达感情，有时一个温柔的爱抚胜过千言万语。原始人类曾经用全身各个部位的肢体语言进行交流，在有了口头语言之后，最初的肢体语言都逐渐被淘汰，除了手势。研究发现，在说话时做手势有助于思考、表达和记忆。在大脑的语言中枢和运动中枢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神经元联系。大脑在说话时会变得活跃的那一部分，在做手势时同样也会活跃起来。科学家还发现，大脑控制手的活动的区域，分布在运动中枢里几个不同的部位，面积达到大脑皮层的四分之一。一个简单的手的动作，例如举起一杯牛奶送到嘴边，会使大脑皮层出现特别强烈的兴奋，这一直是令神经学家不解的谜。（选自《百科知识》)

要求:

①至少答出两个特点;

②语言准确、简明、连贯;

③不少于40字。

汉字字形演变表

    北京奥运会奖牌的直径是70毫米，厚度是6毫米。奖牌创意取自中国古代龙纹玉璧造型，由象征尊贵和美德的“金”、“玉”材质组合而成，体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玉”比“德”的价值观、荣誉观。

    北京奥运会奖牌正面使用国际奥委会统一规定的图案，即站立的胜利女神和希腊潘纳辛纳科竞技场全景形象。奖牌背面镶嵌玉璧，正中的金属图形上镌刻着北京奥运会的会徽。奖牌挂钩由中国传统玉双龙蒲纹璜演变而成。

    中国陶瓷，凡一新品种诞生，其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演变，脉络清晰。但元青花没有童年，没有少年，当你看见它时，它俨然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让人怀疑它的身份。在人们的印象中，蒙古人只知扩张，不知建设，善武而不善文，所以如此精美的青花瓷出自蒙古人之手太让人不可思议。再有，元青花出现之前，中华文明的传统色调鲜有蓝色的身影。唐三彩以黄绿白为主，偶见蓝色。近年在南海打捞出的多套精美的蓝色青花瓷器，经考证为明代郑和下西洋带入东南亚的明青花，其烧制年代检测多在所谓元青花之前。这更让世人质疑元青花的身份。

 “杯具”，一般指生活中的盛水器具——杯子，但我们发现不仅如此：

①刚刚过完今年光棍节的李超心情还不错，他觉得自己十分有希望结束多年的“杯具”恋爱史，因为他发现，身边的“校园红娘”越来越多了！

②医学免疫博士却缺乏受挫免疫能力，敢跳楼却不敢面对现实，确实是“杯具”。

    给诗下定义是很难的，如果一定下一个的话，就是诗是心灵的产物。诗难写就难在这儿了。为什么说诗是属于年轻人的？因为年轻人涉世未深，还保留着“赤子之心”，王国维在谈到古代诗人李煜时，特别强调这个“赤子之心”。也许，对一个诗人的基本判断就是他是否还保留着“赤子之心”。

    诗歌具有的恰恰是其它文学形式没有的。比如，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诗歌诗歌，所谓歌就是音乐。最初的诗歌是唱给人听的，所以决定了它的语言必须是简洁的，音乐性还体现在押韵上，但一篇故事怎么能一直押韵呢？随着书面阅读的发达，音乐性逐渐弱化了，诗与歌分离了。还有其它叙事艺术的出现，诗歌的叙事功能也退化了，因为叙事从来不是诗歌的长处。

    但是不管它怎么变，诗歌最古老的元素还在，诗这种分行的形式就是节奏，就是音乐和旋律，所以不能小看诗歌的分行。

    诗在它的演变过程中，弱化了叙事，也就相对和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因为它不注重描述了；诗的音乐性弱了，它的理性色彩变得浓了，变得复杂化了，之前因为有押韵等等限制，不可能写得太复杂；继而增强的是，诗歌转向了诗人内部，它更像是心灵的产物，更注重于抒情，甚至是幻觉、是梦；同时也改变了创作者观察生活、理解生活的眼光。

    一个小说家看待事物、观察世界，即使没有看到世界的隐喻层面，仍然可以不失为一个好的叙事作家。但是诗人如果只看到生活的表层，而对它的隐喻层面无所察觉的话，那他就不可能写出好诗来。这也造成诗人和小说家表达上的不同。诗歌最终依赖的是语言，如果语言出了问题，一切都将无以表达。诗歌的语言很多人有误解，以为应该是华丽的、优美的，其实不是。诗歌并没有创造出自己独有的文字和语言，它和非诗语言的不同在于它的组合，所谓组合就是音韵和节奏感，这是诗歌最古老的元素，它使日常化的语言得到了提升。

    现代诗歌对中国诗歌而言指的是“五四”以后的白话诗，对西方而言指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端于欧洲的诗歌流派，传统诗歌我们一般指的是古典诗词。作为体现时代精神的诗歌，它们在时间上的差距那么大，当然诗歌的精神迥然而异了。至于形式上的不同，不用我说，谁都看得到的。那是诗歌自然演变的结果，这个演变的真正导演说到底还是时间。有人爱拿古典诗词和现在的诗比较，说现代诗就是不如古典诗词好。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两者很难比较，尤其孰优孰劣更不好说了。就像李白不会玩电脑，你就说李白不如现代人聪明，不是一回事嘛。内行人的做法应该是，不去做那种无益的比较，而是认真学习古典诗词的精髓，摸索到它与现代诗歌传承的路径，这才是对传统真正尊重的态度。

    我是写现代诗的，一开始就喜欢上这种形式，写了几十年，越来越体会到写好太不容易了。用什么形式写、写什么，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写作者可以没有权利、金钱 ,但必须给他自由。

                                                    (选自《山西日报》)

    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它先于语言文字而存在。现今世界仍有不少虽会说话却没有文字的原始民族，他们都有着并不十分简单的文化。人类社会有文明与原始的分别，而没有有文化社会与没文化社会的分别。

    人类的文化，正如人类自己，是运动的而非静止的，它随着人类的演化而演化。一旦人类的体质，特别是发声器官发达到足以创造出语言——表达意识而多少有着固定形式的变化的一套声音符号，且更进一步设计出来文字——表示语言的一套有形的书写符号以后，人类的文化趋向于急剧的发展。那些开化较早的民族的生活资料也就因此被记录、累积，并或多或少地流传下来，成为我们所谓的文献。而通常所谓的“历史时代”就是指有文献以来的那个时代。语言哲学自然要以历史时代人类的语言文字为其研究对象。

    语言哲学有两个分科。其一，可称之为文献的语言学，或即文献学。这门学科大致相当于我国素来所谓的文字学、训诂学、校雠学等。它是以文献的搜求、注释与校勘，版本的异同及其年代的考订，文字的起源和流变，以及其他有关语文的问题为其研究对象的。这一学科的发展在东西方虽然都可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但真正走向系统的科学研究似乎是17世纪以后的事了。语言哲学的另一分科即语言的语文学，或即语言学。这门学科大致虽然相当于我国素来所谓的音韵学，但其范围更为广阔，而且目标也不相同。它是以全人类的古今各民族的语言构造，即语音、语法为其研究对象的，从同一语言与不同语言的古今变异上加以研究比较，从而定其类别，溯其系统。因此，这样的语言学又或名之为比较语文学，它是19世纪以来由西方学者惨淡经营建立起来的。

    语言哲学与人类文化史研究的关系是显然的，而且是多方面的。首先，语言本身就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素质。人类文化史没有语文演化史，便不是完整的文化史。其次，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史的研究，该族语文的研究显然属于必要的基础，不通晓该族的语文，该族文化的研究必不能深入。又次，文献经语文学家整理、诠释、考订以后，即成为文化史上的可靠史料。如殷代的卜辞、周金铭文、居延汉简之类，分别属于殷周汉代的重要原始资料。再者，人类由于迁播和接触而促成民族间语文及文化上的融合，从而从某些语文的分布及借用的情形上，就可以溯求毗邻的民族间的文化演变关系。最后，语文的意义可以因为时间的不同而演变，而这种演变则可以反映出文化的演变，因此我们可以从语文上去推论古今某些民族的文化如思想信仰及其文化素质的流变。刘知几《史通》曾论史家写近事不宜用古语，或改夷言为汉语，以求文字之真，这正说明语文与文化史研究的密切关系。

（《当代语言哲学与人类文化史的研究》）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七言诗与楚辞体

赵敏俐教授认为：从音乐上讲，《山鬼》是楚歌，《今有人》则属于相和歌；从节奏上讲，楚辞体是二分节奏的诗歌，七言诗是三分节奏的诗歌；因而后者不可能是从前者演变而成。此观点极具代表性。

其实论证楚歌与相和歌的传承，只能说明两者在音乐上的关联，并不能证明七言诗源于楚辞，最核心的问题是楚辞与七言诗的音乐节奏问题。勿庸讳言，楚辞体的主要句式是二分节奏，七言诗乃三分节奏，但在与音乐配合的实际运用中，二分节奏的楚辞体通过调节，其节拍与三分节奏的七言诗是可能相一致的。节奏和节拍虽有联系，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不妨仍以《山鬼》中的两个句子为例：“被薜荔兮/带女罗”、“辛夷车兮/结桂旗”，虽是二分节奏，如果按演唱诵读的节拍，则可分为“被/薜荔兮/带女罗”、“辛夷/车兮/结桂旗”，它们与《今有人》中改写的相应七言诗句“被服/薜荔/带女罗”、“辛夷/车驾/结桂旗”，在节拍上完全一样。

赵敏俐教授认为，要把楚辞体的句式变成七言诗句，就必须把原诗中前面那个三字结构

变成两个二字结构，从而达到把原来的二分节奏结构变成三分节奏结构的目的，亦即由二分节奏的“○○○兮○○○”变成三分节奏的“○○/○○/○○○”，这是非常正确的；但如果仅仅因为在楚辞体句式转变为七言诗句时，新增的词语大多不会出现在原来兮字的位置上，而要更换位置，便断定“从楚辞体中是不可能自然演变出七言诗来”，那就很难令人信服了。

    二分节奏的“九歌”句型向三分节奏的七言诗句的转化，有如下几种情况：其一如张衡《四愁诗》“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山鬼》“辛夷车兮结桂旗”在《今有人》中置换为“辛夷车驾结桂旗”。其二如汉武帝时唐山夫人所作《房中乐》为楚声，第六章中的“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乃由楚辞体“大海荡兮水所归，高贤愉兮民所怀”改造而成：《山鬼》中的“东风飘兮神灵雨”在《今有人》中改换为“东风飘摇神灵雨”。其三如阮籍《大人先生传》中的一首“楚歌”：“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山鬼》中的“子慕予兮善窈窕”，在《今有人》中变为“子恋慕予善窈窕”，“云容容兮而在下”变为“云何容容而在下”。

显然，“欲往从之梁父艰”与“欲往从兮梁父艰”、“东风飘摇神灵雨”与“东风飘兮神灵雨”，语言组构方式相类，在诵读或演唱的节拍上也完全一样，因此可以说，楚辞体的“九歌”句型，通过前两种途径转变成三分节奏的七言诗句，是在中国古代韵文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演变，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第三种情况出现，而且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呢?我认为，这主要是“兮”字去掉后，适应句式结构改变之内在需求而形成的张力所致。这种张力要求作者充分地运用灵活的修辞策略，在最适合的位置增添一个语言要素，以方便地改造并构筑一个三分节奏的七言结构。——选自《光明日报》2008、12、2有删节

人类与技术环境

    近几十年来，人类发明了维生素、杀虫剂、电视、雷达、原子反应堆、电子计算机……这一切构成了今天高度发达的技术环境，也称为“第二自然界”，使地球上的物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大约每隔15年其数量增加一倍。在当今世界，人类正面临着自己建造的技术环境的严峻挑战。

    跟技术环境的     ①速度相比，生物机体的      ②速度极其缓慢。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认为，原始人和现代人在大脑构造上相差无几。几千年来人对语言的反应速度并无差异，基本上是平均每秒钟接受2.5个单词。然而，从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每秒运算5000次      ③到当前的每秒钟几十亿次的大型电子计算机，还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

    人的大脑能否不断适应飞速发展的技术环境呢？有的人甚至认为将来人工智能也许会完全取代自然智能。难道果真如此吗？科学界的有识之士，对于第一点的回答是肯定的，而对于第二点则持否定态度。

大脑是人类自然智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人的大脑里的神经元有140多亿个，构成了地球上最完善和效率最高的自然信息系统，这是自然界美妙绝伦的创造，是人类发明的任何先进的信息技术工具或人工智能所无法超越的。

    总之，尽管人类创造的技术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向它的主人提出严峻的挑战，但是，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人类永远是技术环境的主人。

汉语“新词”漫议

    在不同文明间的交往交流中，语言从来就是变动不居的。从理论上说，语言交流应该是彼此平等、互相影响的，每种方言都有平等挤进“中心”的权利，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应该对等地相互吸收“外来语”。但实际上语言也十分“势利”，根本不可能完全“平等”。

    语言发展演变的历史表明，往往是政治、文化中心或经济发达地区的方言才有权变成“官话”“普通话”，其他方言只能蛰居“边缘”，难登大雅之堂。同样，“外来语”更多也是“先进”向“落后”的“边缘”渗透、侵入，逆向流动者绝少，后者不得不深受前者影响。如不少北京的方言或流行语之所以能在全国迅速流行，成为“普通话”，只因为北京处在政治、文化中心。近代许多沪语能突破“边缘”进入“中心”，因为上海是商埠首开之地，且日渐成为经济中心，总是风气先得。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以为很“普通”的，早就习以为常时时脱口而出的“滑头”“流氓”“盯梢”“出风头”“寻开心”“阴阳怪气”等词语，若查书一看，原本竟都是上海方言。而今日粤语的情形亦颇有些类似。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得风气之先，南风渐盛，于是“粤味普通话”也随粤菜一道北上，如“买单”“搞定”“生猛”等，已渐渐成为“普通话”。现在“港台腔”颇受责难，其实“港台腔”不也是我们统一的中国的“方言”之一种吗?例如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用“港台腔”的“耶—— !”“哇——!”代替“哎哟——!”来表示惊叹，引起了一些尖锐的批评责难。其实，被视为“惊叹”之“正统表达”的“哎哟”也并非古来如此，一成不变。如要“正统”只能回到不是“噫吁嚱——！”就是“呜呼哀哉——！”的时代。几年前，我就曾撰文，主张不妨用“听取蛙声一片”那般宽舒闲淡心态，来“听取‘哇’声一片”。

    此次万众瞩目的“胡连会”新闻公报就说，“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是国共两党的共同“体认”，胡总书记与连主席决定共同发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这多次出现的“体认”“愿景”不是立即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成了我们的“普通话”吗？事实说明，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并不拒绝来自台湾的词汇。其实，随着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普通话”尤其是“简化字”在台亦影响渐强。这恰恰说明，两岸语言在互动中越来越融洽，而不是把彼此的语言视为有害的洪水猛兽而渐行渐远，这实在是增进彼此了解、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幸事。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大量“外来语”甚至有“外”来居上之势，盖因“西学”较“中学”发达先进也。无论高兴与否赞成与否，这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就是如此，难以人为改变，大可不必因此而痛心疾首。若一定要“查户口”“讲出身”，非要“正本清源”查“血统”，非祖宗八代“根正苗红”不可，一定要把这种带有“殖民”色彩的“外来语”统统扫地出门，则我们现在几乎无法开口说话。应当说，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方言还是外来语，都使我们的语言更加生动、新鲜、丰富、精确。

“字”有多解

    从甲骨文到简体字，汉字的定型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形音义三者一体的“六书”构造系统，使得汉字本身具备相当的完整性，从而能够灵活组词。比及表音文字，汉字笔画繁复，却是当今世界上仍在通行的最古老文字。汉字结构精致，形状优美，韵律协调，内涵隽永。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之所以能够引起国人那么大的兴趣，除了出于对母语的情感外，还因为汉字本身具有活泛的灵性、睿智的义理、幽深的趣味，蕴涵着丰富多彩的历史和文化。

     “字”的本义是生孩子。“字”的结构，上有屋宇，下有子息，合起来会意，即在家中产子。乍一听来，似乎有点奇怪，其实这里说的是汉字的派生原理。唐代书家张怀瓘说：“文字者，总而为言。若分而为义，则文者祖父，字者子孙。察其物形，得其文理，故谓之曰文；母子相生，孳乳浸多，因名之为字。”在我国的经史典籍中，“字”含有“孳乳”“怀孕”“生殖”“繁衍”“养育”“爱抚”“教化”等意思。

在今人眼中，“字”，就是文字，没人会把它与生孩子联系起来。倘若仔细考究，即便是后来，乃至现在，“字”的表意尽管不再与生孩子相关，但也不限于记录语言的符号，还可以拓展为文书、信函、书法、人名、嫁娶等意涵。

    称文书为字。签署合同、契约、协议，订立遗嘱、保证书以及书写借条、收条、欠条、领条、发条等，口头语叫“立字据”，所谓“空口无凭，立字为据”。为防日后争讼，涉及利益交割的字据还要有担保人签字画押。字条，也称条子，可视为凭据。字条虽小，有时也能办大事。管事的条子往往是走后门的通行证，递条子办事的做法自古就有。

    称书简为字。“见字如面”的意思是：看到这封信，就像见到了本人一样；“由字度人”的意思是：通过这封信，想象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字如其人”的意思是：书写的风格就像他本人的品性。

称书法为字。人们把书法绘画作品统称为字画。北宋书画家米芾，将蔡襄、沈辽、黄庭坚、苏轼以及自己的书法分别称为“勒字”“排字”“描字”“画字”“刷字”。米芾的概括简明通俗，说的是书法的运笔风格。

称别名为字。过去的读书人因礼节相关，姓名之外有表字。《礼记•曲礼》云：“男子二十冠而字。”男子成年后就要取字，以便他人尊称，同辈及晚辈不得直呼其名，所以有名讳一说。命名取字的讲究很多，通常要“名字呼应，互为表里”。《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字孟德，孟为排行，“德”与“操”相呼应；孙权，字仲谋，仲为排行，“权”与“谋”相呼应。这一古风延续到近代，乃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如辜鸿铭、孙中山、胡适之、梁实秋等称谓，都是表字冠姓而不是姓名。

    称嫁女为字。待字闺中指的是成年待聘的女子。古时女子“十五及笄”，盘起头发，插上簪子，这叫“上头礼”，表示已经成年。“及笄”后再取一个“字”，表示嫁人了。所以，成年女子尚未婚配，就叫“待字闺中”。

    ①随着计算机的普及，“提笔忘字”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很多字我们能认，却搞不清楚如何来写。 

    ②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刚刚普及的时候，社会存在一种焦虑：英文26个字母很轻易就解决了输入问题，汉语怎么办?当时很多人包括语言学家都很悲观。但现在汉字输入问题已经彻底解决，所谓“汉字危机”也就不存在了。现在汉字的问题主要在使用层面，如“提笔忘字”，这样问题的确对汉字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但总体上危机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汉字作为一种文字的前途状况现在看来是一片光明。

    ③现代以来，汉字经历了两次书写工具的巨大变革。一次是硬笔取代了软笔。这次变革在整个20世纪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对于书写的理解，也使书法艺术变为毛笔存在的理由。一次是电脑普及带来的汉字输入方式的变革。这使笔也开始在日常生活中被淡化。两次变革都带来了汉字书写方式的改变，使书写更加方便的同时，也使书法由一种普及性的文化变为一种独特的“小众”艺术，写字的传统境界受到了冲击。我们应该在承认和尊重变化的同时，也珍惜和传承书写文化这弥足珍贵的遗产。

    ④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每一个字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从甲骨文到现在的文字经历了很长的演变，里面包含着很多文化的意蕴，需要我们终身学习。手写汉字是接触中国文化核心的重要方式，也是最直接面对我们自己文化的一种有效方式。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是中国人用于表达思维的文字符号，是丰富多彩且博大精深的。汉字承载了许多历史记忆，每个字都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很长的演化传承，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和符号。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很大程度上有汉字的贡献和影响，即所谓的“书同文”。

    ⑤另外，汉字的书写本身是一门艺术，方块字造就了一种文化上的美感，在艺术上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它不光是一个文化的符号，本身还具有独特的、独立的价值。书法和绘画等同样是重要的中国艺术形式。这是其他文字，比如拼音文字很难达到的。汉字之美，首先是形之美，一点一划，精妙组合。其次是意之美，汉字是表意文字，造字有六法，许多字都有自己的内涵和复杂的演变历史，其中的意蕴很美。再次是声韵美，汉字组合成诗文，声韵组合很美。

    ⑥书写对我们来说就好像练跑步一样，要是老不跑步就会四肢懒惰。汉字的使用也是这个问题，会敲字，但是不会写字，这对将来的发展阻碍很大，包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对运用文字能力的提升都会形成障碍。

（取材于张颐武《汉字文化的意义》）

    书会是宋代与科举有关的会社名称，或称课会，或称课社，或称文会。它和乡校、家塾、舍馆一样都是民间开办的学校，与宗学、京学、县学等国立学校并存而补充之。每遇大比之年，书会等民办学校也有人中榜及第，确实与科举考试有密切联系。抑或受到宋代都市文艺商品化趋势的左右，抑或为了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书会渐渐地由读书吟课的场所转变为从事文艺底本创作和伎艺表演的民间自发组织。宋代的书会应不少。由于书会渐渐走向专门化，以致被人们视同为一般的“行会”，且统称之为“社会”。书会中从事伎艺底本创作的人称之为书会先生。从有关资料看，书会先生据其专长，各有所司，分工明确。

    宋代书会先生一般是没有功名而精于文艺的民间文人和艺人。他们通常按照自己的审美认识和道德评价标准去进行文艺创作，并以获得商业利润为创作目的，即以文艺创作为谋生的手段。因此．他们是一个职业化的、自治性的民间文艺创作群体。他们的生活是自由的，甚至是放纵的。北宋词人柳永可谓是书会先生的先驱。他早年浪迹市井，放骸坊曲，为歌妓作词的经历与后代书会先生的生活方式无甚差异。

    宋代书会先生创作的作品应该不少，而由于失载和散佚．今天能确认为书会先生创作的作品已不多，如小说《简帖和尚》、鼓子词《刎颈鸳鸯会》、戏文《张协状元》及一些曲子词和赚词。从现存的资料看，词是宋代所有伎艺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决定着伎艺作品的艺术品位和语言风格。而伎艺作品质量的提高也是词的质量的提高，伎艺形式的创新也是词体的创新。书会的创作和表演有助于词的传播和发展，尤其是鼓子词、唱赚和戏文的创作，导致了词体的发展和演变，即由单章体向联章体、套曲体、戏曲体嬗变。

    书会先生活动的区域一般在大都市，其“衣食父母”(作品的消费者)主要是都市居民。为了占据更大的艺术市场和拥有更多的作品消费者，他们必须符合广大市民的欣赏水平和审美趣味，创作出为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他们所创作的文艺作品也固然属于市民文学。因此而论，书会先生是职业的市民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是早期的市民文学作品。正如谢桃坊先生在《中国市民文学史》第三章《中国早期市民文学》中所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书会先生开辟了一条新的创作道路。其创作目的不是为了‘经国之大业’或‘不朽之盛事’，而是服从现实的商业利益。他们必须向艺人提供脚本或刻印脚本以取得合理的报酬，这样才能在都市里维持中等以下的生活消费。由此使文学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

    书会先生的功绩也就在此。他们推动了都市通俗文学的发展，为词走向社会、走向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杨景龙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即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逃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舟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出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显明，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独特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间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间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战国时各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王朝之后，推行“书同文”以统一全国文字。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并没有制订与之相类似的“言同声”的政策。为什么？同声难，同文易。汉字“立形见意”，其字符系统总体上与事物之间存在可理解或追索的视觉联系，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较强的通约性，比较有利于跨越时空进行信息交流。而以记录语音为主的字符系统，却很难具备这一优势。因此，不论发音差异多大，只要识别出汉字字形，就可能领悟其意义。北方人到广东、香港或者闽南、台湾，用方言与当地人交流很困难，然而只要写出字形，就基本没有障碍了。汉字可以记录言语，却又超越言语乃至时空，极有助于以文化育天下的伟业。我国方言众多，然而地无分南北，时不论古今，文化主脉，千秋一系，沛然而下，浩浩如江河，至今不衰，汉字之功可谓大矣！

    立形见意，其“形”必然复杂：点画种类以十计，部首数量以百计，单字总数以万计。但复杂而不紊乱，殷商时期的数千单字就已基本形成体系。此后绵延几千年，历经多次变化，最终凝定为篆、隶、草、行、楷五种字体。其中有古（篆）、今（隶、草、行、楷）之分，又有主流字体（篆、隶、楷）和辅助字体（草、行）之别。古今、主辅之间，看似差异很大，却保持了体系的延续性，大多数单字都可以理性地解析其形义渊源及演变理路。今文字中，隶、楷、行虽然已失去“视而可识”等直接摹写自然而来的形体特点，但大多数合体字仍保持以部首统领事物类别等方式，存在“察而见意”的可能。许多部首如“水（氵）”、“手（扌）”、“草（艹）”等所属之字，读者即使无法确知其音、义，只要知道部首的意义，仍可大致判断其物类归属。即使是形体变异最多的草书（特别是狂草），许多常用部首和字形也还是有迹可循的，因而历代流传至今的草书字迹，大多数都可以识读。

    立形见意使汉字成为方块字，一字一形，所占空间比较规则，为汉语文学的一些独特体裁和手法奠定了基础。以骈文、对联等体裁创作的文学作品，语句对称，不仅音美、义美，而且排列形式也非常美观，至今很难找到相应的外文表现形式。一些具体的文学创作技巧，更是直接依托于汉字字形，如“烟锁池塘柳，炮镇海城楼”，上下联都以“火、金、水、土、木”为部首，“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将“破”“枯”拆解为“石皮”“古木”。

    立形见意，使得汉字造字方法（特别是形声）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可以不断丰富自身的字形体系以满足生活的需要。现在普遍使用的人称代词“她”以及许多化学元素的汉语名称，都是古代所无而近人创造出来的。当然，造新字要求谨慎，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字的主要呈现方式无非是刻、铸或写等，以写为主。汉字当然也不例外。然而，汉字在视觉形式上具有两个潜在的特点：一是基本合乎右手书写的生理习惯；二是可塑性强。前者利于实用，后者利于创造，巧妙集于一身，再加上毛笔等特殊工具，于是形成了文字书写中的一个“例外”——书法艺术。这是汉字在记录言语和传播信息的功能之外滋养出的一朵极其绚烂的艺术之花，不仅与诗、画等一同成为国人重要的精神生活方式，更堪称世界艺术之林中独一无二的奇葩。

（节选自叶培贵《智通天地道洽人文——汉字之美与书法之魅》，2013年8月28日《光明日报》）

诠释学与训诂学

许嘉璐

    诠释学是西方学科，原本属于语文学，是研究对文献进行解释的规则的学科，类似于我们中国的训诂学。诠释学最初是专为解释《圣经》的，20世纪，它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哲学理论，所以我们如果搜索西方诠释学文献，一般不是在语言文字学范围，而在哲学范围之内。诠释学大师狄尔泰说：“阐释就在于对残留于著作中的人类存在的解释。这种艺术是语文学的基础，而关于这一艺术的科学就是诠释学。”狄尔泰的意思是“阐释”这种活动就是对残留于文献中的人类的存在进行解释，不是解释一字一句，而是解释一字一句背后的人，以人为本。较之于训诂学，诠释学多了几分历史的、哲学的思考。

    传统的诠释学主张文献只能有一种真正的意义，只能给文献做出唯一的、绝对的“正确”解释，忽略了语境的无限性、不可复原性和语义的不可解性，也没有注意解释者的主观性。而哲学的诠释学，认为同一文献允许有不同的解释，人们有想象、恢复当时语境的可能，可以见仁见智。另外，语义不可能做到处处都解释得很清晰，权威的解释也带有猜测性。哲学诠释学还把前人的见解、权威见解和传统解释作为诠释的必要条件，强调要先理解作者的思想，然后用来解释难懂的地方。从思想上、心理上、时间上“设身处地”地体验作者的原意。哲学诠释学旨在沟通古今的做法其实也在不自觉地向传统训诂学靠拢。

    哲学诠释学和传统训诂学的差异在哪儿？诠释学的大师之一伽达默尔说：任何传承物在每一新的时代都面临新的问题和具有新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重新理解，重新加以解释。传承物始终是通过不断更新的意义表现自己，这种意义就是对新问题的新回答。而诠释学的核心问题是语义，诠释学公开地、鲜明地提出“假注以述义”的宗旨，而训诂学则继承孔夫子“述而不作”的精神，标榜的是只着眼于文献文本的书面。实则每一代注家无不利用作注阐述己见，即使唐代孔颖达等人，也并非老老实实地做十足的转述家。换言之，哲学诠释学和传统训诂学骨子里是相通的，虽然“宣言”有异，一个偏重于哲理，一个偏重于历史叙事。现在的我们则应主动地、自觉地沟通二者。

    诠释学的一些主张应该为训诂学所借鉴：第一是注释的多元化。第二是超越元典作者。第三是要分开来看待权威的见解和传统的见解。权威的见解有两个要素，一是合理的、被认可的。合理的不一定是被认可的，被认可的不一定是合理的。比如说“望洋兴叹”的“望洋”是一个联绵词，因为在《庄子》里是以“望”字开头，于是汉语里就有了“望楼兴叹”、“望球兴叹”，什么意思中国人全明白，被认可了，但是它并不合理。二是政权的力量。这两个要素常常是结合的。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元、明、清定为科考课本，就是权威的。权威性解释也不一定是合理的，但政权力量在后，难以挑战。传统的解释就是人云亦云、代代相传的解释，传统解释不一定是权威的解释。

（选自《文史知识》2010年第3期，有删改。）

    汉代诗歌中真有价值的，要数乐府歌诗和文人古诗两大类。前者的多向探索，恰为后者的定格定型创造了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乐府歌诗在两汉诗歌的整个转型过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 ， 而转型的结穴点则落到了文人古诗身上。

    乐府歌诗在古典诗歌意象艺术演变史上有其标志性的意义，主要之点便是传统“比德式”思维模式的解体。秦汉以后，新兴官僚政治以“外儒内法”为指导思想，礼教人伦的全面控制能力有所减弱。尤其民间社会里普遍关注的是各种民生现象，所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恰当地显示了民间歌咏所由产生的动力机制。正是在这一心理机制的广泛作用下，“因物兴感”的意象思维活动才得以突破“比德式”的框架顺畅地运行，人的活生生的情感体验亦能自由地转化并结晶为诗歌意象，这便是意象艺术开始发达于两汉乐府歌诗的原因。

不过，以乐府歌诗为代表的古典诗歌意象艺术，在形态上仍是不够完整的。最能体现乐府特色的叙事诗，通常以人物、故事、场面为表现重点，写作主要依靠“模拟”（叙述和描绘的艺术），而非“意象”。至于说理诗，其打动读者的方法往往凭借比喻、夸张、对比、排偶等修辞手段及采用格言警句来阐述道理，有一定的形象性，也称不上真正的意象。乐府歌诗里较能体现意象艺术的，主要是抒情类作品，而其情意内涵似还缺少生命意识的清醒反思。

    现在来看文人古诗。文人创作群体的自觉即意味着诗的自觉时代的到来，而文学形态的诗造就了诗的文学体式，那就是五言诗体。就声律而言，五言诗以“二／二／一”的音响组成节拍，化板重为灵动，变平实为流走，加以奇字句的结末一拍有半个音阶的休止符，正好便于间歇顿宕。这种在整齐中寓有变化错落之致的声律，与汉语以单音节为基干的语言文字性能恰相适应，故而五七言诗终能发展壮大为古典诗歌的主导形式。从语句表达功能着眼，“三字尾”作为意群的组合，天然地适应于单音节词与双音节词的自由搭配，进而将整个五言句明晰地划分为“二／三”两个意义段，于是一句诗便能顺畅地表述一个完整的语意单位。

文人古诗还促成了诗歌意象艺术的完形。意象艺术的完形，首先得益于先秦“比德式”思维的解体。与此同时，东汉中叶以后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更使敏感的下层士子产生了深刻的忧患意识，并普遍渗入于文人古诗之中。这些作品多表现游子思归的情愫，但不限于单纯思念亲人或感叹失意，常将个人命运提到“忧生”的层面上来思考，成为人的生命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它让诗歌创作真正成了表达个体生命体验必不可少的艺术手段，而这正是诗歌艺术形象得以明确树立的前提。

（节选自陈伯海《唐前诗歌意象艺术的流变》，有删改）

注：“比德式”思维，由孔子开创，指的是自然物的性质特征与人的道德、品格、情操有相似之处，自然物的某些特征能使人联想起某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