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信息革命所催生的模块化生产在几乎所有产业都导致了国际分工的关键性变化：生产和服务功能在地理上的分散推动了产业价值链分工的新发展，从而催生了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迅速扩张。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采取外包和国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把大量生产活动转移到我国，从而使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激增。当时国际贸易中分工的基础已经以生产要素为主，我国通过廉价劳动力来参加全球化的生产体系，只负担劳动力密集部分的任务。中国的新发展模式在适应全球化这一新环境中表现出极大的优势，它依靠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制迅速地改善了中国的经济结构，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材料二

正像历史上欠发达国家从没有沿着初级产品到工业制成品的垂直分工链条实现产业升级一样，今天的中国也不可能实现从加工制造到高附加值环节的升级。而要达到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我国需要控制并保护高端产业链并孜孜以求其独立发展。出口创汇和以出口为目的的外国直接投资所积累的巨额美元储备，不仅一直在虹吸国内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资源，而且也使内地或内需产业一直在补贴沿海地区和出口导向型部门，并加重了沿海地区与内地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使西部大开发战略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我国有的民族企业因此也被压制在低端，本土制造业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积累起来的资金不得不投入到股市和房地产等投机活动中。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贾根良《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

材料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化经历了一次由盛转衰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个人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见下表）。

——摘编自王彩云《个人主义与意大利文化的兴衰》

根据材料，就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化兴衰与个人主义的关系任选一个或数个论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持论有据；逻辑严密，表述清晰。）

材料

1914年，北京政府公布了《国币条例》，规定本位币为银元，其正面铸有袁世凯肖像及铸造年份，背面铸有嘉禾花纹及“一圆”字样，俗称“袁大头”。该币币型划一，重量成色又都严格按照规定铸造，所以全国各地通行无阻。虽穷乡僻壤也可见其踪迹，并逐步排斥了外国银元。1927年北伐胜利后，因民众厌恶袁世凯，所以停铸袁头币，改铸“中山开国纪念币”，称为“孙币”或“船洋”。正面为孙中山半身头像，背面有帆船图案。从此，“袁头币”与“船洋”同时流通，其他中外银元逐渐退出流通。但在实际流通领域中，银两制度仍继续存在，国际收支和国内大笔交易还用银两记账，而实际支付多用银元。货币的不统一严重阻碍着国内商品的流通，反为外货倾销提供了可乘之机，社会各界纷纷要求“废两改元”。1933年3月，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废两改元”。规定自4月6日起，所有公私款项的收付、契约票据的订立、一切交易的进行，“须一律改为银币，不得再用银两”。持有银两者需按规定交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币，或到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兑换银币。至此，“废两改元”完成，经历了400余年的银两制度，从此退出货币行列。

——摘编自许弘《近代中国银货币改革述论》

材料

1950年中苏结成同盟的动机，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外，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然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以苏联盟国的角色加入冷战，其结果无疑是把美苏对抗的前沿阵地推到了太平洋的西海岸，于是台湾地区和日本的战略地位便凸显出来，由此导致了美国对远东乃至整个亚洲政策的定向。朝鲜战争进一步使美国明确了在东亚的集体安全政策，并把两大阵营在亚洲的对抗推向了高潮。美国在决定介入朝鲜战争、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同时，迅速确定了对日和约的新方针把日本作为反共同盟国及早实现单独媾和。1951年，美国抛开苏、中单独与日媾和，签订《旧金山和约》。面对远东地区的被动局面，斯大林和毛泽东决心在朝鲜停战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通过拖延战争的策略，把美国的力量吸引和消耗在远东。这样，苏联拉住中国和朝鲜，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战线，而美国则把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纠集在一起，构筑了东亚的共同防御体系，远东冷战的格局从此定型。

——摘编自沈志华《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

材料

皇甫谧是魏晋时期著名的医学家，被誉为“针灸鼻祖”。他盛年患风痹疾，却把自己毕生精力致力于医道的研究中。他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因此，他把传统视为小道末技的医术提升为实现儒家仁道的必备之术，强调人人皆应知医。《针灸甲乙经》是皇甫谧的主要医学著作，该书是皇甫谥将《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这三部医学著作综合比较，“删其浮辞，除去重复，论其精要”而成，涉及经络、腧穴、针灸、病机、诊断、治疗等各个方面，并首次对针灸穴位进行了归类整理，奠定了针灸专科化的基础。切合实用和教学传授针灸学术是皇甫谧的指导思想，他一边勤求古训，一边在病体上亲自实践，寻找穴位，积累经验，记录心得，为著《针灸甲乙经》积累了丰富的材料，为后世针灸临床应用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唐代太医署把该书视为授课和指导临床实践的主要依据，宋、金、元、明、清的针灸学著作也多以该书为主要参考文献。公元5至7世纪，该书传播到日本和朝鲜，明清以后又传入欧洲和美洲。它多次被节译或全译成英、

法等多种文字，在国际上广泛流传，影响深远。

——摘编自胡兵等《论皇甫谧的医德思想》